言午

【参本文解禁】Alles Gute Zum Geburtstag, Bon Anniversaire

*普设 玛利亚第一人称视角

*是《见证》的参本文

威廉二世正式退位那一天，我庆祝了自己的十岁生日，身边只有两个人。

 

他们亲手为我做了蛋糕，蜡烛前摆着一张硬卡纸，上面是漂亮的手写体：祝玛利亚生日快乐，永远幸福。

 

那是1918年11月28日，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一个月。凯洛琳庄园已经空空荡荡，只剩门厅里那盏孤寂的水晶吊灯，还在月色中闪着光。

 

我仍记得四年前的那场生日宴会。祖父和朋友们都穿了最隆重的军礼服，几乎搬空了整座酒窖，为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胜利。父亲去了前线，上个月没有来信，而祖母戴了那条璀璨夺目的蓝宝石项链，衬得她光彩照人，摇曳生辉。她拎着裙摆，在衣香鬓影间自如地穿梭着，为父亲物色一位合格的、能诞下继承人的新妻子。

 

厨房的汉娜一直很喜欢我，带着其他厨娘做了一个三层的大蛋糕，又仔仔细细地插了六根蜡烛。管家推着那个蛋糕走进宴会厅时，乐池里正在奏《春之声圆舞曲》。或许是宾客们太过沉浸于舞蹈，又或许是祖父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，我直到宴会结束都没能吃上那个蛋糕，也没有点蜡烛。晚上我偷偷溜进厨房，看见汉娜在哭。

 

“父亲不在，他们就会忘记我也在。”我解释道。“肯定不是你的错啦。蛋糕还在吗？我想吃。”

 

蛋糕已经缺了一层。汉娜的手艺真的很好，仆人们都挤在楼梯下的厨房里，把肚子撑得胀胀的，一直到吃不下。我吃了两块，又蘸着奶油抹上汉娜的鼻尖。她笑得喘不上气，过了好久才把我抱到膝盖上，眼睛却又红了起来。

 

“玛利亚，”没有外人的时候她从来不喊我小姐。“遇到你之前，我还以为贵族都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呢……”

 

见我不说话，她就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问道：“今年许了什么愿望？”

 

我愣了几秒，这才想起来宴会上连蜡烛都没有吹。汉娜看着挂钟渐渐走向十二点，连忙跳起来去找火柴，又骂那急着分蛋糕的管家。管家也慌了神，把横七竖八散在桌上的六根蜡烛擦干净，从几个女仆手里抢下了最后一块蛋糕，一根一根插上去。可时间终究是不等人。当我在心里念出那个不长的愿望后，还没来得及吹气，便听得钟敲下了子夜的第一响。而之后发生的事也证明，生日第二天许的愿望，就再也不会灵验了。

 

我希望父亲早点回来。

 

 

 

十天后，父亲依然没有来信。

 

又过了五天，祖父在收到一封急电后晕厥，一病不起。

 

而凯洛琳庄园就是从那时开始陷入混乱的。

 

前线的电报说，作为指挥官的父亲在一次战役中失踪，生死未卜。祖母试图压下消息，可贝什米特伯爵阵亡的流言仍然不胫而走，传遍了整个欧洲上流社会。唁电和慰问函如同雪片一般送到了庄园，其中不乏英法两国的家族，尽管他们的孩子或许正是杀害父亲的凶手。我把那些没人要的废纸拿回房间一张一张看完，试图在上面找出哪怕一个可供我怨恨的对象，却一无所获。对六岁的孩子而言，战争就是这样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它远在千里之外，却悄无声息地夺去生命。而曾经统领海军的祖父，却在我生日时为它喝彩，让我失去了为父亲许愿的机会。

 

那天下午我去了庄园的教堂。天气格外的好，阳光穿过极漂亮的花窗，像是上帝刚刚从睡梦中醒来，还没见过人间的惨剧。我求祂保佑父亲别受伤，别遇到危险。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请派一位天使照顾他。我的母亲或许会很愿意去。无论如何，请您别让他一个人，像我现在一样。

 

祂好像真的听到了。

 

1915年春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陌生人的信。

 

此时距离父亲失踪已经过去了四个月。祖父自那次昏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清醒，而陷入绝境的祖母不得不继续维持庄园运转，用尽一切方式避免家产旁落。要不是为了面子，我想她一定会用最大的字体印出“寻找路德维希·贝什米特”，在全德国的每一块墙上张贴。可战场上每天失踪的人数以千计。她看向我的眼神总是充斥着怜悯和惋惜，还带着怨气，像是在埋怨我是个女孩，又像是在埋怨她自己。那些不入流的男爵整日整日地登门拜访，试图用破损不堪的家谱来证明自己与贝什米特沾亲带故。祖母起初还试图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，到后来干脆闭门谢客，谁都不见。而我在楼梯下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看着汉娜和邮差恋爱，和她一起做点心，还有幸围观了司机向祖母的贴身女仆求婚。那天早晨邮差照例把一沓信搁在我手里，转头便去了厨房。我习惯性地先检查寄信人。没有陆军参谋部，没有第2集团军……直到我发现一个信封上写着“玛利亚亲启”。

 

寄出的地址我看不明白，信上也不是父亲的字迹。直到重新见到他时我才知道，他的手腕抖得实在太严重，只好由照顾他的法国医生代笔。

 

“难怪有那么多涂改，”我后来对那位法国人说，“vati就算在战壕里写信都不会这样呢。”

 

“那是因为你vati非要我把每一个单词都写清楚。”法国人梳着我的头发，正在小心地解开一个结。“他怕你看不懂，随随便便把那封信给扔啦。”

 

父亲在旁边笑起来，搭在椅背上的指尖仍在微微颤抖。法国人把木梳递到他手里，握着他的手腕，又去梳我的另一边头发。他们的动作很柔和，却依然不稳，很快就扯到了我的头皮。我忍着没叫出声，但控制不住的皱眉没能逃过父亲的眼睛。他叹了口气，把梳子还给法国人时说：“弗朗西斯，以后恐怕都要麻烦你帮我写信了。”

 

弗朗西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吻了吻他的眼角，帮我扎好了辫子。

 

信里说父亲受爆炸的气浪影响昏迷，还未醒来时那片树林便已经成了法国人的阵地。他头部和背部都受了伤，制服也严重破损。野战医院没法处理他这样的情况，把他当做普通士兵转交给了国际红十字会。他直到一周后才恢复意识，很难开口说话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，并不是忘了写信，请我原谅。而我只记得自己读到这里时已经哭得不成样子，扑在汉娜怀里，还高高地举着信生怕打湿。楼梯下的餐厅里一片欢腾，我们足足庆祝了一个上午，直到楼上按铃叫管家时才想起来告诉祖母。她听到后只是把手放在心口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接着便走到了祖父床前，试图把他唤醒。

 

 

 

父亲回家后的第五天，祖父在昏迷中去世。

 

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憔悴，甚至都没有表现出悲伤，只是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一整天。而祖母好像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额角也终于有了符合年龄的白发。他们操办了祖父的葬礼，来参加的人却并不多，大部分都是女客。倒是有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子一直站在父亲身边，直到仪式结束都没有离开。我走过去向他问好，他却似乎被我的屈膝礼吓了一跳，过了几秒才笑起来，转头对父亲说：“路易，这里真是……”

 

他说话时的发音很奇怪，有点像那位瑞士来的男仆，却能直呼父亲的名字。

 

“对你来说，这里肯定很奇怪。”父亲弯了弯嘴角。“玛利亚，这是弗朗西斯·波诺弗瓦。”

 

我想记住他的长相，但帽檐上垂下来的黑纱遮住了眼睛，弄得我很不舒服。波诺弗瓦先生蹲下来，帮我把那块黑纱拨开了。

 

“但你的女儿很可爱，”他说，“她今年六岁……你二十岁就有孩子了？路德维希，你看上去可不像这么早就结婚生子的人。”

 

这时祖母走了过来，显然是希望父亲解释一下这位陌生人的身份，以及他为什么能够参加祖父的葬礼。而我发觉弗朗西斯变得有些紧张，目光一直在父亲和祖母之间游移，最后落在了祭坛里的白玫瑰上。

 

“他是我的主治医生。”父亲短促地说。

 

“夫人，”他身边的人微微欠身。“请您节哀。我是弗朗西斯·波诺弗瓦，您的儿子还需要休养……”

 

“法国人？”祖母的音调高了一些。

 

弗朗西斯不说话了。父亲揽住他的肩，沉声道：“母亲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我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。”

 

“路德维希，”祖母死死地抓着手杖，“贝什米特家族的成员禁止和法国人来往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！”

 

“您完全可以另选一个继承人。”父亲牵过我的手，径直带着我和弗朗西斯出了教堂。

 

他并没有带我回家，而是一直走到了庄园后面的森林里，在湖边坐下。我开始习惯性地用小石头打水漂，又意识到还有客人在身边，停了手去观察他和父亲的反应。弗朗西斯摸摸我的头发，也朝湖里扔了一颗，溅起好几簇水花。父亲无奈地看着我们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指尖，在我们比了三局后开口道：“玛利亚，vati不在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？”

 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“Vati打仗的时候被人欺负了吗？”

 

父亲微笑了：“大家都对我很好。”

 

“那到底是谁害你受伤的？”我追问道。“祖母说是法国人。”

 

我注意到弗朗西斯的眼神黯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神采。他开始揪地上的野花和野草，在父亲给我讲故事的同时编着花环，偶尔补充一两句。等我听完那段离奇的经历时，花环也编完了。弗朗西斯把它戴到我头上，喊我“公主殿下”，而我对他说，波诺弗瓦先生，上帝真的听见了我的祈祷。

 

红十字会把父亲安置在了卢瓦尔河谷的一家医院，靠近舍维尼城堡。病房里大多是协约国的军人，好在医生和护士并不介意他的身份，像对待其他伤患一样认真地照顾他。父亲的症状在那时还是个新出现的医学名词，被称为“脑震荡”，据说经过充分休息就会痊愈，但也可能继续恶化下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弗朗西斯毕业于波恩大学，会说德语，便自然地成了父亲最依赖的人。他甚至愿意在空闲时陪父亲聊天，讲述自己在德国学医的经历，试图唤醒他的记忆。在第三次换药的时候，父亲轻轻扯住了他的袖口，对他说：“波诺弗瓦先生，我应该也去过波恩。”

 

“我们家就在波恩旁边呀。”我听到这里时说。

 

“三天后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”弗朗西斯把一朵矢车菊加到了花环上，“可他依旧想不起来自己姓什么。我对他说，光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路德维希就有好几个，这让我怎么找？”

 

“您不用……”父亲担心他误解自己的意思。“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。”

 

“你。”弗朗西斯纠正他。“德语的语法太麻烦了，我不想一直用尊称。另外，在医生面前不许讲这种话，你在质疑我的水平么？”

 

“抱歉。”

 

弗朗西斯弯下腰去，理了理他额前的碎发：“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 

“多谢你。”父亲回答。

 

从那天起，父亲的记忆开始渐渐恢复。弗朗西斯查房时若是觉得他正在出神，便会多问两句，也因此招致了个别法国士兵的白眼。当然，更多的人会谨慎地保持着距离，偶尔帮父亲叫一下护士，在他尝试起身时递上手杖。他们在本质上都一样年轻、开朗、热情，可以因为身处同一屋檐下而学着相处，甚至像弗朗西斯那样和父亲聊天，却不得不在毫无缘由的命令中用最残忍的手段互相残杀，彼此敌视。

 

“其实我原本也想加入军队，去野战医院。”弗朗西斯在一次散步时说。“只是没有哪所医院会愿意要一个波恩大学的毕业生，尽管我在考试里拿了最高分。”

 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 

弗朗西斯笑了：“这又不是你的错。”

 

“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尝试……”

 

父亲感到自己即将出口的话有些奇怪，便没再说下去。弗朗西斯带着他走了很远，已经能看到舍维尼城堡的高墙。附近农户家的小孩正蹲在地上寻找覆盆子，用衣服下摆装了好多，一不留神都撒在了草坪上。他上前去帮忙，手指却有些不听使唤，颤得厉害。眼前的情景让他感到温暖而熟悉，就像是自己也曾无数次望着一个女孩的背影……

 

“弗朗西斯，”他说。“我有一个女儿。玛利亚。玛利亚……贝什米特。”

 

“贝什米特。”弗朗西斯重复道。

 

 

 

从法国离境的过程漫长而复杂。陆军部花了不少力气才将父亲交换回来，给了他两个月的伤病假，而弗朗西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申请了调任，来到了红十字会位于波恩附近的医院，离庄园只有一个小时车程。

 

他住进了四楼的客房，在父亲的坚持下与我们一起吃早餐，祖母则开始让女仆把餐盘送到卧室，直到中午才会下楼。她坚持不懈地为父亲寻找合适的贵族小姐，要求他参加自己安排的宴会。遇到难缠的对象时，父亲便会带上我一起，由着我心直口快，甚至搞恶作剧，再回家讲给弗朗西斯听。后者身上往往还带着医院的味道，又或者是刚洗完澡，见了我就调侃道：“再这样下去，全欧洲都要知道你养了个捣蛋鬼啦。”

 

我经常直接往他身上扑，凑到他耳边说：“那你再教我几招！”

 

“好啊，”弗朗西斯会顺势把我抱起来，大声密谋，“以后我们先在你vati身上试验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”

 

这种“游戏”在一次舞会后彻底宣告结束——某位子爵夫人在父亲面前指出了我的性别缺陷，劝他早日生个继承人，而父亲当场与她翻了脸。身着晚礼服的宾客们想要立刻逃离这片是非之地，却又顾忌着父亲的身份不敢有半分失礼。回到家后，祖母的兴师问罪随之而来。父亲一言不发，在听了半个小时的训斥后平静地宣布，他决不会再娶妻。

 

祖母离开庄园，搬去了我们用来消夏的海滨别墅。

 

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夏天。

 

弗朗西斯不去医院的时候会陪我去湖里游泳，父亲就躺在岸边看，猝不及防地被我们泼一身水。若是我能连续游五十米，弗朗西斯便会奖励我在半空中“飞”上两圈。这个我曾经最喜欢的游戏如今只能由他代劳了。父亲的身体已经基本痊愈，手腕却落下了后遗症，用力时会颤抖，但这不妨碍他脱掉衬衫，跟着一起跳进湖里，最后再伸手要求弗朗西斯抱他上岸。同盟国渐渐疲软的攻势，西线的僵持，新式武器的诞生，一切都与这座庄园无关。我只需要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等着和父亲一起吃早饭，骑马，四处乱跑，等到晚上时再坐车去接弗朗西斯回家。他值班结束后总是很疲惫，抱怨不听话的病人，还有源源不断送来的重伤员。父亲听完笑着问他：“那你之前怎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 

“因为你是个听话的重伤员。”弗朗西斯说。“而且玛利亚说过，我是上帝派到你身边的天使。”

 

父亲吻了吻我的脸颊：“那玛利亚能不能让天使多陪我们一会儿？”

 

我仰头看着他和弗朗西斯，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 

“玛利亚，”弗朗西斯说，“我只是暂时借调到这里，夏天结束的时候就要回法国了，你父亲的新职位在柏林。”

 

“夏天还很长呢。”我说。

 

 

 

1915年秋天开始的时候，我拥有了第一个秘密。

 

离别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更何况弗朗西斯还许诺会经常写信，留意每一个来德国境内工作的机会。他说等战争结束了，我和父亲就可以去巴黎找他。但父亲听完后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转身叫来管家收拾行李，离开了书房。

 

凯洛琳庄园变得格外忙碌。祖母即将结束休养回家，而我和父亲都要离开。我看着汉娜兴奋地挑选着可以带去柏林的厨具，又哭着和邮差告别，终于忍受不了楼梯下哀伤的氛围，独自跑去了湖边。夏日里柔软的草地掩盖了我的脚步声，经过那颗粗壮茂密的菩提树时，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背影。

 

弗朗西斯吻了父亲的嘴唇。

 

我下意识地藏到了树干后面，像我们捉迷藏时那样，悄悄探出身体，想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

 

“弗朗西斯，”我听了父亲的声音，“我申请过退役，但是陆军部没有批准。等战争结束……”

 

“别说这些话了。”弗朗西斯叹道。

 

“那你想听什么？”

 

“吻我。”

 

我看到父亲抚上了弗朗西斯的脸颊，指尖仍在微微颤抖，而湖水在阳光下变成了泡沫般的透明色，又吹进他的眼睛里，化成滑落的泪水。我渐渐意识到，父亲的眼泪和汉娜的哭泣竟是出于相似的原因，他舍不得弗朗西斯离开，正如汉娜不愿与邮差分别，而他们拥有着同一种情感。

 

弗朗西斯和父亲彼此相爱。

 

那时年幼如我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明白他们来自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，隔着不可逾越的阶层差异，还有世俗的目光与极度严苛的法律。上帝在不合适的时间眷顾了他们，而他们却在认识到这一切的同时，把所有的快乐与遗憾留在了这个夏季，转身走回属于自己的现实世界。那场漫长到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战争。无论哪一方获胜，都毫无意义。

 

他们生错了时代。

 

 

 

1917年，美国参加对德作战。父亲应政府要求出资建设工厂，为陆军供应零部件。

 

家族投办的银行已经连续四年亏损，入不敷出。父亲本想拒绝，却在第二天回家时宣布自己已经接受了命令，要回一趟凯洛琳庄园。

 

贝什米特家族失去了近一半的土地，拥有了一座父亲从未关心过的军工厂，而我依然无知无觉地生活着，每天按时去学校，回家后等父亲一起吃晚餐。九岁生日的蛋糕仍旧是汉娜做的，只有一层，但已经足够大家一起吃了。我吹了蜡烛，双手合十，许愿战争赶快结束，让弗朗西斯回到父亲身边。

 

一年后，德国正式宣布投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。

 

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甚至为父亲能够清闲下来而感到高兴。战争结束的第二天我问他现在能不能去巴黎，但父亲只是摇头，叮嘱我不要出门。到处都是抗议、叛乱、兵变，市中心陷入了极度的混乱，好在弗朗西斯很快便来了柏林。这让我对他的好感愈发强烈起来—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他比父亲更守信用。他看上去瘦了一些，抱我时锁骨硌到了我的肩膀。父亲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喜悦，和他一起进了书房。我趴在门上偷听，想从对话中确认自己到底能不能去巴黎旅行，却被父亲的话吓了一大跳。

 

“弗朗西斯，”他说，“我可能需要把庄园卖掉。银行破产了。”

 

房间里恢复了沉默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又捕捉到了弗朗西斯的声音：“玛利亚是28号过生日吗？”

 

隔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们最后带她回去一次吧。”

 

我回到楼上的房间哭了很久，吃晚饭时眼睛还是红的。父亲紧张地问我怎么了，我只说是因为太久没见到弗朗西斯。弗朗西斯笑着说他也很想念我，邀请我一起回凯洛琳庄园。我还没开口答应，眼泪就掉进了餐盘里。

 

父亲强装出来的笑容消失了。

 

“玛利亚，”他把我搂进怀里。“vati真的很抱歉，请你原谅……”

 

“汉娜也要走吗？”我抽噎着问。“以后……以后我们要住到哪里去啊……我不喜欢柏林……”

 

成年后我曾无数次懊悔自己幼时的任性，可当时的我却怎么都没法意识到，父亲比我承受着更大的痛苦。他和弗朗西斯只是在忍，只是在装作坚强和若无其事，更不会在我面前提起前路的迷茫和黑暗。在那个曾经金碧辉煌，充斥着所谓荣光的宴会厅里，弗朗西斯和父亲用所剩无几的面粉和鸡蛋给我做了蛋糕，上面插着十根长短不一的蜡烛，还用法语和德语写了一张卡片。

 

Alles Gute Zum Geburtstag. Bon Anniversaire.

 

“生日快乐，玛利亚。”他们说。

 

至少这一次，我是自己生日的主角。

 

我许下今年的愿望，吹了蜡烛。

 

希望vati和弗朗西斯永远不要离开我。

 

弗朗西斯握着我的手，切了蛋糕。拔掉蜡烛之后蛋糕变得十分难看，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一个，但我最近经常感到饥饿，还是把自己那块吃完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离开了庄园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 

 

 

两年后的六月，德国正式废除了贵族阶层特权，宣布终止头衔世袭。

 

父亲从陆军部“辞职”，这次十分顺利。凡尔赛条约对军队规模的限制让大量职业军人失业，像他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很难保住工作。他领到最后一笔薪水，尝试去应聘政府的职位，但共和政府显然对拥有爵位的人毫无兴趣。弗朗西斯没法用波恩大学的文凭在法国找到工作，又由于他的国籍被柏林所有医院拒之门外，只好开始打零工。在当了几次抄写员后，他长期开处方练就的潦草字迹终于重新变得规整。父亲奖励给他一支钢笔，他用了十年，如今传到了我手里。

 

我转入了公立学校，下午很早就回家，好在父亲比所有老师加在一起都要博学，还更有耐心。他靠着替报社写稿赚钱，收入不高，勉强能让我们吃饱。我从庄园里带出来的裙子渐渐穿不下了，弗朗西斯便会用他做外科手术的能力将它们拆开，把布料拼起来做成新的。街上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已经开始工作，邻居家的太太劝了父亲几次，甚至愿意让我去她开的杂货店，父亲都没有同意。他在我十二岁生日时对我说，玛利亚，vati会让你读大学的。

 

1921年5月31日，德国支付了10亿金马克的赔款，财源枯竭。

 

我们早就搬出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房子，住到了公寓里，但如今连租金都快要付不起了。弗朗西斯尝试了一切工作，送过牛奶，送过报纸，偶尔上门给邻居看诊，收些面粉作为回报。他的德语已经说得和柏林人一样好，却依旧无法拿到正式的雇佣合同，更何况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人，法国也一样。父亲手腕的情况因过度劳累开始恶化，有时只能让我来代替他操作打字机。我对自己还在念书感到无比愧疚，开始在放学后帮邻居太太看店，赚回一点卖不完的肉和鸡蛋。父亲发现后没有发火，只是给许久未联系的祖母写了一封信，直到两个月后才收到回音。

 

祖母是个顽固而强硬的人，这一点我在小时候就已经有了体会。她给了父亲两种选择：要么听从安排和她表兄的女儿结婚，要么继续在柏林享受贫困。如果他选择后者，她便会将全部遗产留给自己的家族，包括那栋海边的别墅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弗朗西斯刚从餐厅后厨回来。他盯着锈迹斑斑的炉子看了许久，评价道：“你当时就应该拿她的财产去抵债。”

 

“或许。”

 

“或许你真的可以见见那个女孩。”弗朗西斯又说。“万一她碰巧是个善良、友好、热心肠的富家小姐……”

 

“弗朗西斯。”父亲说。

 

永无止境的贫穷比战争更能折磨人的意志。我知道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但依然为此感到恐慌。这种恐慌在弗朗西斯第二天没回家吃晚饭时达到了顶峰。我没心情做任何事，无论父亲怎么劝说都不肯按时上床睡觉。等到将近十二点，弗朗西斯才回了家，炫耀般地展示着手里的纸币：“我找到新工作了，路易。”

 

我从沙发上跳起来抱他，感到了满怀的酒气和烟味。他看了看怀表，神志清醒地说道：“玛利亚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
 

父亲帮他脱掉了外套。

 

“她怕你不要我们了，”他笑起来，“说实话，我也很担心。”

 

“怎么会呢。”弗朗西斯把我搂进怀里，开起了玩笑。“我就算不爱你vati了，也舍不得离开你呀。”

 

他说完便意识到了自己过于直白的话语，朝父亲投去了求助的目光。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一直将自己的关系掩饰得极好。邻居只当他们是因经济拮据而合租的室友，他们在我面前也很少表现出友情之上的亲近。如今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他们的“秘密”终于暴露在了这间拥挤、潮湿的公寓里。于是我决定说出自己的那个，让他们停止慌张的眼神交流，早点休息。

 

“Vati，”我抬起头看向他们，“1915年的时候，我看到过弗朗西斯吻你。”

 

弗朗西斯看上去晕头转向，难以置信，过了好久才握着我的肩膀，喃喃地说：“路易……”

 

“玛利亚，”父亲似乎在积蓄着说出真相的勇气，声音越来越轻。“vati和弗朗西斯其实并不只是朋友，是……想要相伴度过一生的人，很抱歉没有事先征求你的同意。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话……”

 

现在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戳穿，让他们担心这么多年了。

 

“弗朗西斯，”我说，“那我以后可以叫你papa吗？”

 

 

 

从那天开始，我正式拥有了两个父亲，而生活仍在艰难困苦中持续。

 

人们常说苦尽甘来，说黑夜的尽头是黎明，可事实是一天比一天更糟糕、更难熬。我当时不明白“通货膨胀”是什么意思，只看到家里的钱越来越多，还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好工作，能重新粉刷一下墙面，或者买个窗帘了。到了1923年，我们开始用钱生火，把纸币贴在窗棂上挡风，弗朗西斯还在父亲生日时给他做了束纸玫瑰，价值100亿马克。报纸上说法国与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区，是这一切的元凶，而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终于喷涌而出，蔓延到了每一个普通人身上。

 

弗朗西斯上夜班时遇到风纪警察查证件，被发现是法国人后当场挨了警棍，关押在警局，尽管他只是俱乐部的调酒师。父亲打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，连家门都忘了关，甚至没发现我一直跟在他后面。弗朗西斯在拘留室里见了我，虚弱地批评道：“路德维希，你怎么让玛利亚来这种地方？”

 

我哭着问值班的警察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，对方让我去申请保释。可是保释金实在太贵了，我们根本付不起。弗朗西斯叫我们不要浪费，更不要给他送东西，省得被抢走。他说这种罪名顶多判几个月，让父亲立刻带我回家。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警局的，只记得外面的天已经黑透，而路上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比我们更痛苦。这就是1923年的德国，生活由贫穷、哭泣和忍耐组成，可我们还得继续过下去。

 

父亲去求以前的朋友借钱，对方却感到很惊奇：“贝什米特伯爵，您去和局长说一声就是了，他怎么敢不放人？”

 

那位工业界的大亨如今比战前更富有，而我曾经和他的女儿念同一所学校。在仔细观察了父亲的衣着后，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斗，答应了这个简单的请求。

 

“另外，”他说，“我这里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。工人党正在寻求与战时的高级军官合作，为了那支‘冲锋队’。他们并不介意您曾经的身份。如果保释还算顺利的话，您可否去试一试？”

 

父亲只能应下。两天后弗朗西斯回到了公寓，发着高烧，手腕上的淤青迟迟不肯褪去，左脸也肿了起来。我想陪他去看医生，他坚称自己就是，根本用不着乱花钱。好在父亲很快就回了家，生拉硬拽地把他拖去医院，宣布：“弗朗西斯，我也找到新工作了。”

 

弗朗西斯这才安心地昏睡过去，眼角还带着伤痕。

 

 

 

1926年，我考入柏林大学经济系，获得学费减免。

 

德国这两年的情况有了起色，我们也靠着父亲的薪水搬出那间漏风的公寓，住到了条件更好的房子里。工人党的势力越来越强，他却递交了辞呈，正在等待批准。弗朗西斯用父亲的名字开了一家私人诊所，收入还算稳定。我每周末回家帮他们接诊，对弗朗西斯穿白大褂的专业模样仍会感到新奇和不适应，也渐渐明白了当年父亲为什么会动心。弗朗西斯听见这个结论后得意了很久，而父亲则坚称自己抵抗住了法国人的魅力，过了一个月才陷进去。他们正在研究去瑞士的方法，准备攒够钱后在莱芒湖畔安家。我表达了最强烈的支持，满心期待着他们摆脱国籍带来的桎梏，从此再也不受战争侵扰。

 

可就在我以为困难的岁月已经彻底过去之时，一家左派控制的报纸突然向父亲发难，指出他与法国人交往过密，甚至还资助法国军医在柏林开办医院。工人党无视了父亲辞职的意愿，要求彻查此事。警察闯进我们的住所，把每一件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带回了警局，只留下满地狼藉。

 

一周后，父亲和弗朗西斯被控以同性恋罪。他们都没有选择申辩。

 

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干预了审判结果。或许是年迈的祖母无法容忍父亲让贝什米特家族蒙羞，找到了曾受过祖父恩惠的法官。总之，最后的判决称得上宽容。父亲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监禁，弗朗西斯被遣返回法国，终身禁止入境。

 

那时，距离我的十八岁生日还有三天。

 

离开法庭时，父亲大概想再和我说句话，但法警没给他机会。

 

而弗朗西斯最后拥抱了我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玛利亚，我真想看到你成年啊。”

 

“Papa和vati提前祝你生日快乐。”

 

 

 

后记：

 

写下这些文字时，两位父亲已经离开我很久很久了。

 

我大学毕业后便前往瑞士工作，买下了莱芒湖畔的一栋小屋。父亲在狱中旧伤复发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而弗朗西斯回到法国后因过度劳累得了肺病，好在我和他始终保持着联系。1932年，我们获得瑞士公民身份，正式在阿尔卑斯山麓拥有了新家。

 

1934年冬天，弗朗西斯在睡梦中去世。四个月后，父亲去找他了。

 

五年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幸运的是，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一天。

 

我曾见证了各个民族彼此敌视，疯狂而愚蠢地相互残杀，也见证了世界上那些清醒而善良的人，默默忍受着与众不同的代价。我无数次地想过，如果父亲和弗朗西斯不幸在那场更惨烈、更极端的战争中相遇，是否会走向更悲哀的结局。而如果他们能再晚一些出生，又或许能像我一样见证法德两国的和解，见证世人对他们的包容和接纳。但至少他们拥有过一个温暖而短暂的夏天，拥有过艰难而幸福的漫长岁月。

 

我仍然保留着十岁生日时的那张卡片。德语和法语在湖畔的庄园里相逢，用最温柔的笔迹许下祝愿。

Alles Gute Zum Geburtstag. Bon Anniversaire.